20歲左右是人生最美好的年華，如果在這個時期進入大學，那絕對是件再美好不過的事了。正值精力旺盛、思想活躍、熱衷交際的年紀，大學生理應在校園中度過充滿共同經(jīng)驗的美好生活，而這些也將成為他們畢業(yè)后難以忘卻又彌足珍貴的集體記憶。然而，一個令人擔心的現(xiàn)象是，新時代的大學生正以多元、個性、自由等消解著群體經(jīng)驗，進而使大學生的集體記憶呈現(xiàn)代際衰減。
群體經(jīng)驗產生于集體活動。雖然現(xiàn)在大學低年級學生的集體活動參與度和自主性比較高，大多數(shù)同學愿意服從組織安排，有些學生在集體活動中也投入了很大的熱情，但是，隨著年級的升高，集體活動就很難開展了。以學院、專業(yè)、班級等為單位的正式學生組織仍會按例開展集體活動，但其中有不少活動是以集體評優(yōu)評先為目的，拍照留痕、寫新聞稿是重要目標，學生往往持有“被迫參加”的心態(tài)，活動本身趨于松散化以致流于形式。二三人的小圈子成為不少大學生基本的人際網(wǎng)絡，無論是完成課程作業(yè)、聽取學術講座，還是參加學生活動、吃飯逛街，學生身邊往往是固定的交往對象。很多同學也參加協(xié)會、學會等非正式學生組織，但真正融入者不多，歸屬感、獲得感不強，功利化的獲取“第二課堂”或綜合評定分數(shù)成為重要動力。
大學生集體記憶的衰減，有深刻的時代根源。
多元化是當今社會的基本特征，人們對待多樣的價值觀、認知觀念、生活方式、行為習慣等持有越來越包容的態(tài)度，獨身主義、死宅、佛系、啃老等都得到了不少人的認同。在強調人文關懷和個人價值的思想下，人們對于異于他人的自己也越來越悅納，“我就是我”“為自己而活”成為一種正當合理的立場。這種多元化的深入發(fā)展必然導致社會有機體的分化，呈現(xiàn)出個體化、原子化的跡象，單人火鍋、單人電影、單人旅行等成為時尚。有人或許會說，這只是一些發(fā)達國家的社會形態(tài)，中國社會不至于如此。畢竟，多元化、個體化與以輩分差序格局為特征的宗族模式相悖，也與注重集體主義的組織原則不符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國社會也出現(xiàn)了個體化傾向。在《中國社會的個體化》一書中，閻云翔教授分析了當代中國社會制度和文化的深刻變革，發(fā)現(xiàn)一些人正成為具有強烈個人意識甚至是個體主義的群體，開始變得以自我為中心，討厭集體紀律。而網(wǎng)絡技術的發(fā)展，更加劇了這種人與人的疏離。雪莉·特克爾在《群體性孤獨》一書中指出，我們越來越多地花費時間與技術在一起，卻吝嗇把時間分給現(xiàn)實生活中的人。作為使用網(wǎng)絡技術主流群體的大學生，在網(wǎng)絡世界待得更久，而這必然減少其參與校園集體生活、創(chuàng)造共同經(jīng)驗的機會。
大學生集體記憶的衰減，也有重要的教育原因。
今日的中國大學與二十年前已有很大的差別，與四五十年前更是迥異。今日的大學，校園更大了，學生更多了，學生的構成也更為復雜了，凝聚力自然與精英教育時代的學生群體不同。另外，原來大學是學年制，而現(xiàn)在則是學分制，選修、轉專業(yè)都成為常態(tài)。更為不同的是，如今的人們對教育的追求也發(fā)生了變化。這種變化，美國學者安東尼·克龍曼在《教育的終結：大學何以放棄了對人生意義的追求》一書中指出，教授學生獲取人生的意義曾是美國大學的重要目標，如今關于“人為什么而活”的問題卻從大學的教育主題中消失了。教育不再給學生樹立統(tǒng)一的人生目標，各種思想訴求價值被同等對待，“共同利益”和社會美德讓位于個體甚至被忽視。取而代之的，是對于“拔尖”的追求，而“拔尖”是空洞的，僅指在一定的序列中處于頂端。因此，也有美國學者批評大學存在追求“失去靈魂的卓越”的風險。
雖然中國大學正在踐行立德樹人的根本目標，但大學及校園內的師生也在逐漸陷入內卷化的困境：一些大學追求排行榜的高位次，部分教師努力躋身“高被引作者圈”，不少學生以“績點為王”。在這種錦標賽式消耗的背后，多是“唯論文”“唯分數(shù)”“唯帽子”的沖動，真正的教育與發(fā)展被弱化了。缺乏內在的統(tǒng)一性，使個人主義和競爭心態(tài)滋長，定會削弱集體記憶的基礎。
2.創(chuàng)設教育情境，累積共同經(jīng)驗
越是多元化的時代，越是需要共處、共情、共生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及人類命運共同體時所言，“和羹之美，在于合異”“單則易折，眾則難摧”。在實現(xiàn)多元化時代的和合共生方面，教育大有可為。聯(lián)合國教科文組織近日發(fā)布了《學會融入世界：為了未來生存的教育》，提出七個教育宣言以勾勒2050年及以后的教育，其中之一便是要培養(yǎng)樂于助人、善解人意的人際關系，讓個人主義的自我文化成為過去。作為未來社會領導者的大學生，更需在校園里就通過集體活動獲取共同經(jīng)驗和領導力。
在多元化時代，可以從四個方面構建大學生的共同經(jīng)驗和集體記憶。
一是講好大學歷史故事。著名的大學往往深諳此道：北京大學有李大釗的故事，清華大學有陳寅恪的傳奇，普林斯頓大學有約翰·納什的幽靈，哈佛大學則樹起了“三謊雕像”……歷史之于大學有非常重要的價值，一所大學理念與品味的形成、聲望與水平的提升，無不與其歷史密切關聯(lián)。正因如此，每所大學都非常重視搜集與整理校史檔案。校史建設很重要，但不能僅停留在枯燥刻板的檔案層面，大學要進一步挖掘校史資源，豐富表現(xiàn)形式。大學的歷史不應只是展覽室里的老舊相片、冰冷文字，還應有鮮活故事和美麗傳說。講好故事，能更好地提升大學的知名度，一些大學故事或傳說在口耳相傳中為人們所熟知，人們在這些大學與其故事傳奇間建立起“條件反射”般的聯(lián)系；講好故事，更能增強師生的集體認同感與向心力，并在一代又一代學生中傳承集體記憶，留下共同印記。大學的故事和傳說，可以讓一所大學在綿延的歷史中“活”起來，讓大學精神文化得到創(chuàng)造性的轉化，并真切地浸潤學生靈魂。
二是塑造大學“當紅明星”。大學故事賦予了大學歷史感，為構建大學生共同記憶提供了歷史之維，但大學更在于現(xiàn)實之中，需要“即時感”。大學故事往往產生于特定的時代，難免有些縹緲，身邊的杰出人物可以以自身真實的經(jīng)歷來更有力地喚醒學生的共同意識。以大學校長、名師、學生明星等為依托，可形成大學生關于校園人物的共同記憶——追隨大學時代的“校園偶像”。無論哪個時代，大學生都是一群熱愛追星的群體，由于自我意識、個體主義的增強，加之傳媒力量的擴大，當代大學生在“追星”方面更顯瘋狂，一些大學生甚至被“飯圈文化”所俘獲，成為消費主義的俘虜和明星流量的“殉道者”。其實，追星是年輕人一種向上向善的原始沖動，若加以引導，使其對象、形式、程度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內，對大學生的成長是很有利的。作為身邊的榜樣，大學校園中的明星、英雄與廣大學生間有著天然的“近親”關系，其一言一行會對學生共同記憶的鑄就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，我們應更有意識地塑造和大力度地宣傳他們。
三是創(chuàng)造新型學生共同體。由于選修制、彈性學制以及非傳統(tǒng)學生數(shù)量的增加等，在當今的大學之中，以專業(yè)為單位的班級這一科層建制的作用大幅削弱，成了趨于消解的松散組織，但多數(shù)情況下，班級又要承擔“義務性”“強制性”的工作，這正是大學生集體活動形式化的根源所在。當前境遇下，班級的式微似乎已不可避免，強行以各種活動加強班級的存在感可能適得其反，這是不可取的。在班級作用弱化之余，必須通過創(chuàng)設新的組織給予學生歸屬感、群體經(jīng)驗和集體記憶，否則多數(shù)學生會轉而在網(wǎng)絡世界消磨大量時光，相繼陷入無邊的孤獨感——有眾多的研究發(fā)現(xiàn)，孤獨感和網(wǎng)絡使用頻率及投入度呈現(xiàn)正相關。當前可以發(fā)揮教師的引導作用，提供更多機會和平臺，使學生真正參與其中。例如，以社會實踐、創(chuàng)新創(chuàng)業(yè)、科教協(xié)同育人平臺和項目，吸納大量（而非個別）學生參與，形成充滿活力、積極向上的共同體。
四是創(chuàng)設良好的教育氛圍。涂又光先生曾提出著名的“泡菜理論”，講的是泡菜的味道取決于泡湯，校園環(huán)境好比泡菜湯，它深刻影響著浸泡于其中的學生。劉獻君教授更是直接地指出“辦大學就是辦一個氛圍”。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創(chuàng)設大學氛圍。第一，舉辦大學層面持久的文化活動。由于班級弱化，大學需要強化組織的力量，開展健康向上、格調高雅的高質量校園活動，讓學生自覺自愿參與其中，從而達到潤物無聲的作用，而且一些活動，要持續(xù)舉辦，形成傳統(tǒng)和集體記憶。第二，增強校園生活的儀式感。在大學生活的重要節(jié)點，要注重儀式。集體儀式作為一種外在力量，通過各種象征標記而得以顯現(xiàn)。象征標記往往有著深刻的歷史記憶，通過集體儀式，可以綿延和迭代群體記憶和組織認同。第三，打造一些網(wǎng)紅打卡地，形塑學生的群體記憶和共同情感,如紅楓大道、涂鴉墻，強化學生對校園美的共同體驗。
（作者：吳洪富，系河南大學現(xiàn)代教育研究所教授）
